2022年12月底，我正高烧卧床，接近40°C的体温迫使我思考死亡。我十七岁时坚信自己绝非常人，同时还享有早逝的特权；二十几岁后我接受了自己的平庸，又怕自己死得悄无声息，所以安排好了社交账号和银行账号的再分配。
当时女朋友问我哪些事一直想做却没来得及做，病愈之后便可以好好完成，别以后只剩后悔。我说一是想学西班牙语，二是想写出点名堂，三是什么我现在给忘了，可能也没那么重要。
在多邻国学西班牙语是我2023年唯一坚持做了365天的事情。奇幻小说《巴别塔》里有个设定，说只有一个人做梦的时候也能使用母语之外的语言，他才具备掌握刻银术魔法的潜质。审校《巴别塔》的某天清晨，我在梦中振臂高呼了一句西班牙语：¡Quiero un autobús！（我要一辆公交车！）惊醒后我觉得自己也享有了前往巴别塔学习的资格。
如今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是否还有必要？评估外版书时，我习惯借助翻译软件快速浏览内容，因为母语下的信息获取速度更快。不过文学的精妙，正是在作家字斟句酌之间体现。
马尔克斯有个短篇小说Los funerales de la Mamá Grande，中文标题译为《格兰德大妈的葬礼》，收录在中译本《礼拜二午睡时刻》中。Grande是我最先学会的几个西语词，它有大的、巨大的、宏伟的、伟大的等意思，同时我又学到西语中的职务、称呼放在名前，这与汉语相反，与英语一致，比如王医生和Doctor Wang。所以la Mamá Grande既可以是一个「名为格兰德的妈妈」，同时又有「大妈妈」或「女族长」的双重含义。所以我想中译本「格兰德大妈」是综合了两者考量下来的结果。只是「大妈」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表示「伯母」，而在日常生活中常用来称呼大龄妇女，它缺乏了西语中的那份郑重感，毕竟「格兰德大妈是流水、死水、下过的以及将要下的雨水的主人，是周边道路、电报电线杆、闰年以及热天的主人」。这种无上的权力感，在西语的标题中便可窥见一二。以上都是我学西语时妄自揣测的，并没有经过验证。我学西语是为了贴近拉美小说原文，是为了靠近我的文学偶像科塔萨尔。
聂鲁达说：「任何不读科塔萨尔的人命运都已注定。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重病，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产生可怕的后果。在某种程度上就好像从没尝过桃子的滋味，人会在无声中变得阴郁，愈渐苍白，而且还非常可能一点点掉光所有的头发。」
2023年我读了一本与他相关的书《科塔萨尔：我们共同的国度》，它收录了乌拉圭作家克里斯蒂娜·佩里·罗西与科塔萨尔之间的信件、谈话和她对科塔萨尔的怀念。这本书我是抱着传记的预期去看的，但内容于过于私人，我觉得放在杂志上可能更适合。不过令我吃惊的是，原来每个喜欢科塔萨尔的人都会偏爱克罗诺皮奥，我一直以为只有自己如此。据说在工作休息的间隙，一些工作者会传阅克罗诺皮奥的故事，还会每人身上存放一份，争相传阅。
全世界喜欢科塔萨尔的人都会被这些细小的绿色精灵所吸引，就连科塔萨尔自己受邀教授文学课时也提到它们「是我作为孩童般的成人作家或成人作家般的孩童所进行的游戏」，也是他自己创作中最为钟爱的文学形象。所以见到自己最心爱、最隐秘的东西其实已经集众人的宠爱于一身时，我既高兴又难过。许多地方为了纪念科塔萨尔，会成立「克罗诺皮奥」协会，我想有朝一日或许可以在国内也创立个同样的协会，所有人一起分享科塔萨尔留下的文学遗产。
侯健老师是我2023年西语文学的年度译者，让我读得直呼过瘾的《两种孤独》和《略萨谈博尔赫斯》都出自侯老师之手。前一本是略萨和马尔克斯两人的对谈，后一本则是略萨对博尔赫斯的访谈与评论。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恐怕是国内众多作家的心头好，我常希望自己从未读过他俩的作品，这样便能重新体验书中那种巫术般的诡秘。好在我还有机会初次感受略萨的神奇，我决定2024年好好读读略萨。
略萨曾带着钦佩与嫉妒说：「马尔克斯杀死了上帝，以便将自己塑造成傲慢无礼的文学之神。」他甚至为了表达对马尔克斯的敬仰，耗费两年专门写了一篇博士论文《弑神者的历史》（该书已由侯健老师翻译完成，他诚挚地邀请我们督促该书的出版）分析马尔克斯的作品，而马尔克斯说「这个马里奥剥了我的皮，把我切成碎片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具被解剖的尸体」。
最近我也学着略萨在打拳击，每次挥拳的时候都想象马尔克斯在我眼前嬉皮笑脸的样子，这样我便可以用一记势大力沉的直拳打青他的眼。
我重读了《博尔赫斯：最后的访谈》。博尔赫斯本人是如此谦逊，他认为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写了那些诗歌或者小说，而是将英国作家介绍给了学生。他宁愿自己被人遗忘。
在《博尔赫斯，写作课》里，也可能是在“最后的访谈”那本书中，博尔赫斯说很多写作者常犯的错误就是试图在一篇作品中包罗万象，恨不得将自己毕生的经历都放在一篇文字里，到头来反而什么都没说清楚。这个建议使我受用至今。
《吃鸟的女孩》和《七座空屋》是阿根廷作家萨曼塔·施维伯林的短篇小说集，我现在还念不清她的名字，但宣传语上“科塔萨尔的接力者”这话无疑击中了我。《吃鸟的女孩》里的同名短篇，确实颇具科塔萨尔的韵味。一个小女孩会把活生生的小鸟吃进嘴里，吃到牙齿被血液染得鲜红。恰好在科塔萨尔的《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》中，有一个年轻人，时不时地嘴里会突然吐出一只兔子。两篇作品的巧思具有某种一致性。
许多时候腰封上的宣传语确实能「哄骗」我买下从未听过的作家的书。除了萨曼塔·施维伯林，罗伯特·阿尔特也是其中一例。我记得《七个疯子》腰封上赫然写着“阿根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”，当然我很吃这一套。读完之后我非但没觉得宣传过头，反倒觉得十分贴切。在他们两个的作品中，你找不到一个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，这些人都是痛苦的概念。癫狂的人物，谵妄的语言，每一寸都沾满了痛苦，每一句都在拷问。科塔萨尔评价道：「阿尔特总是习惯着眼于一般的事物，他看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这样的：一个人在那里走路，在那里生活，在那里相爱，在那里受苦。」我把他自传式的《愤怒的玩偶》一起找来读了，那种独特的文风很对我的胃口。
等哈维尔·马里亚斯去世快一年后，我才第一次拿起了他的《如此苍白的心》。2014年我年近十八，当时马尔克斯过世的消息铺天盖地，许多人一边悼念一边阅读着他最出名的小说。但我总觉得，在作家尸骨未寒的时候大肆谈论他们的作品和人生，那更像一种品头论足般的亵渎。当然，我嘴上说得言之凿凿，也许心里单纯只是幼稚的优越感作怪，对附庸风雅的大众的鄙夷，暗含着自视清高的愚蠢。
《如此苍白的心》第一章写得很像电影的长镜头，书中那些对自杀事件中表现得若无其事的人们才应该是世界的主角，他们必须继续下去分内的事。我们以为的大事件，只会困扰在意它的人。但我不喜欢这本书的用纸，它太薄，有时稍微用力就像是要翻破。
我记不得《重返暗夜》的故事内容了，但我清楚记得这套书的开本大小，它刚好能装进我一件上衣的侧边口袋。有朝一日，我的书也要用相同的尺寸，不过那样就不能写得太长。
亚历杭德罗·桑布拉的《多项选择》是我在图书馆里遇到的一本奇书，它由选择题、排序题、填充句子题、删除内容题、阅读理解题这五个部分组成，就像一套语文试卷，并且没有标准答案可言。桑布拉用这种独特的文体形式，把自己对教育和政治的感受写下，书里有一句：「你们不是被教育了，是被驯化了。」侯健老师推荐桑布拉的《盆栽》，说也许可以作为我之后读西语原文作品的选篇。
保罗·奥斯特喜欢用「中国」指代遥远的地方或另一个世界。他住在纽约，和北京差了整整十二个小时，这是白天和黑夜之间的距离。麦卡勒斯也曾写过类似的句子。或许语言和文化之间过大的差异，拉远了物理上的距离。其实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不是美国，而是远在拉美的阿根廷。
我似乎是在十七岁的时候选中了这片遥远的土地，仅仅因为西班牙语是拉美的通用语，我就把它列入了大学专业的选择中。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就像二十三岁准备骑车上路的切·格瓦拉一样天真。但后来他成了那个「切」，而我还在困顿的世界中左右徘徊。我的血管里挤满了懒惰和贪婪，我一边写下满是憧憬的句子，一边又深觉自己碌碌无为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不出东西时，会跑向西伯利亚寒冷的雪地里打滚，用肉身的痛苦换取思想的清醒；而我写不出时，只会缩进温暖的被窝，远眺日头落入山沟，恰如此时此刻。
其他文中未提到，但在2023年阅读的西语拉美作品：
《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》：我对于历史和政治是畏惧的，但当小说看还蛮有味。
《营救距离》：不喜欢这个风格。
《黑羊》：卡尔维诺书里推荐过，但实在太过炫技了。
《外星人在巴塞罗那》：只记得搞笑，但忘了内容。
《小手》：也许是现代年轻西语作家中最有实力的一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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